三是宪法的解释理论坚持特定宪法的正当性，即在理解、解释、构建具体的宪法制度与概念时，必须毋庸置疑地坚持宪法的正当性，不能对宪法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有14起，占7%。在这一阶段，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仍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做法，未出台专门的立法，而是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网络言论和维护网络安全。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社会也需要维护一定的道德秩序，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冲突。(5)在限制标准上，网络言论自由更多地停留在学理探讨的层面，缺乏现实判例乃至宪法案例的支撑。因此，在全面梳理传统媒介到现代媒介言论自由的变迁时，要立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发展，从法律、伦理与技术的层面，发挥网络媒介对言论自由的积极影响并有效防范、规制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真正实现公民言论自由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与发展。参见陈伯礼、徐信贵：《网络表达的民主考量》，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
与在传统传播媒介上行使表达自由应当受到法律限制不同的是，即便是政府基于保护他人自由和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来限制网络环境下公民的表达自由，由于互联网本身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很多在传统社会中依法限制表达自由的手段和措施，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就显得力不从心。(13)这场战争共破获相关案件24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8名，依法关闭淫秽色情网站1129个，关闭网吧12，575个。比较两种理论，不难看出，前者致力于突出宪法学作为规范科学的品格，后者致力于追求宪法的实际解释力，对于宪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所具有的规范品格并不那么在意。
因此，有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属于注释宪法学或应用宪法学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宪法学。[6]这种以成文宪法为参照系而构建起宪法学理论体系，实际上狭义地理解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无论有关宪法的哲学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整合成为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还是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与宪法的解释理论相结合，这里的‘整合、‘结合因无明确、完整的理论形态可以较为直观地把握和认知，因而使得宪法学的理论发展轨迹不似宪法演进的历史过程那般清晰明了。[13]在成文宪法的意义上，笔者非常赞同这种逻辑周延的分类。
【注释】[1]代表性论文有：童之伟教授的《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吴家清教授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宪法学定位》（《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吕泰峰教授的《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刘惊海教授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董和平教授的《也论宪法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重构》（《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梁忠前教授的《宪法学理论体系更新论要》（《法律科学》1993年第1期）、赵世义、邹平学教授的《对〈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的质疑》。[3]梁忠前：《宪法学理论体系更新论要》，《法律科学》1993年第1期。
我们姑且将这种宪法学称之为‘规范宪法学。在宪法现象的分类方面，莫纪宏教授认为：如果以作为价值现象的宪法的‘有和‘无为逻辑分界，我们可以把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前宪法现象，而由宪法所支配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宪法现象。在宪法法律属性不突出的情形下，当下关于法的一般理论既不是宪法学理论本身，也不是宪法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动态理论结构形成了以‘创宪、‘制宪、‘行宪三大环节为基本逻辑结构的‘宪法过程论。
法权是指一定社会一切权利与权力之总和，社会成员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其两个基本构成方面。[19]刘茂林：《宪法究竟是什么》，《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6]周叶中、周佑勇：《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7]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绪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9]转引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22]刘茂林：《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宪法解释理论使宪法成为一门区别于各法律部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一般理论的法律科学，否则宪法学即使能够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也只会成为政治学、国家学说、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色彩浓厚的学科，不会成为一门真正的法律科学。
但近年来，中国宪法学（主要是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似乎认为成熟的宪法学要远离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实际上，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都是基于这种分类中的宪法现象构建起来的，历史宪法学是基于对前宪法现象研究而构建起来的。
[10]这种诉诸历史的方法正是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向远处谋划中国出路 [11]的唯一方法。其二是宪法的解释理论只能研究宪法的法律属性，对于宪法的非法律属性，如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决断、宪法的正当问题、宪法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属于宪法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将‘前宪法现象从宪法现象中分离出来意义非常重大。[8]实际上，韩大元教授的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异曲同工，认为宪法学应该立基于宪法文本，围绕宪法规范的解释而展开。其道德基础在于人权保障，社会基础在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逻辑起点在于人民主权。就其科学的价值、任务和功能而言，宪法的解释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在法的发展过程中的宪法学问题，诸如作为法的宪法是什么、宪法是如何形成和构成的、宪法如何配置并规范国家权力、宪法如何确认并保护公民权利等。
[24]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宪法经历了古典宪法（以现实宪法和观念宪法为主要存在形态）向现代宪法（以成文宪法为主要存在形态）的转型，而现代宪法近两百年似乎呈现出一条由政治纲领到政治法再到包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内容的真正最高法的演进路径。进入专题： 宪法学 。
因此，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由宪法的本质决定的。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宪法学者解放思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投身于宪法学研究中。
第一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基于基本范畴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出现了宪法过程论、人民主权起点论、法权起点论等代表性观点。系统是指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事物的诸多不同层级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
[13]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7]他精辟地论述道：把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定性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走向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仅仅致力于探究那些围绕着宪法规范而展开的诸种社会性要素，而不屑于细致地剖析在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宪法规范本身。实际上，任何系统都具有绝对的开放性与相对的封闭性，[16]即任何系统在维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整体性（没有相对独立性与整体性的事物也不能称之为系统）的同时，也必须与外界（生存）环境进行信息交流。[10]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初版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6]刘茂林：《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1.宪法解释学林来梵教授基于宪法学功能、宪法学使命以及宪法学研究范围的认识而构建了规范宪法学。
宪法作为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一般特性。[15]通过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16]参见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与宪法解释理论作为宪法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前者使宪法学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价值关怀与话语体系，是宪法学成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否则所谓的宪法学不能成为科学或独立的学科形态并具备必要的科学品质，至多也只不过是关于宪法运用的技术、技艺和经验。
[5]据此，认为宪法学理论体系是由逻辑起点法权和基本范畴权利、权力构成的。（二）评析从以研究对象及其基本范畴来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到以宪法学者的使命和宪法学的科学功能来构建中国宪法学的理论，笔者认为这是迈向成熟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步。其次，随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演进，共同体总会通过自身的调节（对于特定的共同体而言，这只是暂时的）或在外部寻求新的资源（这是永恒的倾向），打破原有的自足性，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自足的共同体。与环境没有任何交换的是封闭系统。
这样就导致视宪法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孤立地看待宪法，直接拿此共同体的宪法与彼共同体的宪法相比较，以一种宪法为标准来批判另一种宪法。完整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应以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为主线，包括宪法基础、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和宪政运行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是宪法的解释理论坚持特定宪法的正当性，即在理解、解释、构建具体的宪法制度与概念时，必须毋庸置疑地坚持宪法的正当性，不能对宪法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历史学派的研究虽然致力于通过历史研究达至发现中国宪法问题之目的，但却未能围绕现行宪法规范来描述、理解中国宪法的运行状态。
其实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作为社会思想和思潮如自然法的观念、启蒙思想等，本身就是近代宪法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远是指宪法学在从其他学科中吸收营养的同时，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话语系统以及法律的应用技艺。
